35歲的徐棗棗（化名）希望能在自己生育能力斷崖式下滑前在國內完成“凍卵”，但擋在她面前的是一條巨大的鴻溝。

(相關資料圖)

5月9日下午14時，全國首例“單身女性凍卵案”在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開庭。從提告到二審，原告徐棗棗（化名）已經等待了4年零4個月。徐棗棗明白，自己的案件對廣大的未婚女性來說意義重大。

30以上、單身未婚、事業上升期等現實狀況……徐棗棗的抗爭，牽動著很多單身女性的心，遠在杭州的劉一（化名）就是其中之一。隨著年齡漸長，讓劉一“凍卵”的念頭越發強烈。“其實30歲的時候就想‘凍卵’了，想為自己保留一個擁有親人的機會。”劉一告訴潮新聞記者。

近年來，未婚女性是否應該被允許“凍卵”，醫學界和法學界為此爭論不斷，卻仍未有定論。按理說“凍卵”能為女性延長生育年限，讓女性不必為生育而焦慮，尤其在優化生育政策的當下，單身女性“凍卵”為何遲遲難破題？

單身女性“凍卵”困境

“在我這個年紀，我看到身邊有不少朋友開始選擇離開婚姻，即便他們有孩子。”朋友的婚姻以及原生家庭父母的婚姻，在劉一35年的人生里，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而這些印跡也一直影響著劉一。

“我看到的婚姻是女性會大概率承擔更多的負擔，目前階段讓我愿意走入婚姻的人仍未出現，但隨著年紀越來越大，還是希望未來能有一個自己的后代。”劉一說。

在知道“凍卵”這項可以保存女性生育能力的技術后，劉一開始在網上沖浪，了解“凍卵”技術等相關信息。

“通過網絡的一些消息以及網友的經驗分享，我知道在國內可能暫時沒有辦法為‘未婚女性’提供凍卵服務。”劉一說，也看到有網友表示一些醫院會在掛號的時候要求提供結婚證。

在看到國內“凍卵”似乎行不通的時候，劉一坦言確實也考慮過出國“凍卵”，“但考慮到成本和其他因素，其實還是更傾向于在國內凍卵。”在劉一看來，這一下子又走入了死胡同。

2018年12月，時年30歲的單身女性徐棗棗向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以下簡稱“北京婦產醫院”）提出凍卵請求，被醫院拒絕，隨后她將北京婦產醫院告上法庭。2019年12月和2021年9月該案先后兩次開庭審理；2022年7月22日，徐棗棗收到一審判決書，法院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

“雖然一審徐棗棗敗訴了，但是我似乎看到了在國內‘凍卵’的一點點希望。”此后，劉一開始留意徐棗棗的凍卵案。

徐棗棗和律師在法院門口合影　潮新聞記者 李沐子攝

當事人：希望仍然存在

5月9日下午4時45分，走出法院的徐棗棗告訴潮新聞記者，二審庭審持續了約2個半小時，未當庭宣判，“雖沒有當庭宣判，但我感覺希望還是存在的。”

庭后，徐棗棗代理律師董曉瑩律師在接受潮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針對我們認為一審判決不當的地方，我們做了一一反駁，被上訴人也陳述了他們的觀點。”

此外，董曉瑩特別提到二審就一般人格權進行了一些拆解，“這個是一審沒有做的。”

董曉瑩稱，二審也再次著重強調包括生育權、身體權，以及徐棗棗因為是單身女性被區別對待，人格尊嚴受到傷害等。徐棗棗坦言此次二審法官還就“輔助生殖技術里到底包不包括凍卵這一項”進行了詳細的詢問，“會覺得挺耐心細致，有關注到技術癥結本身。”

徐棗棗表示二審醫院方也沒有提交新證據，但他們也再次提到生育權最佳的保護還是適齡生育，而不是推遲生育，“凍卵”就是推遲生育。

對“凍卵”即等于推遲生育這個概念，北京大學醫學倫理與法律學系副主任劉瑞爽以徐棗棗凍卵案為例解釋：“我個人認為徐棗棗‘凍卵’本質上其實是在保護她自己的生育力。”

“在30歲的年紀，徐棗棗沒有合適的結婚對象，她想在身體狀況良好的情況下，保存她的生育能力，我認為她是在行使自己生育自由的權利。”劉瑞爽說，人在沒有合適生育對象的時候選擇“凍卵”是無奈，“延遲生育絕非她的目的，而是客觀條件下的無奈，保存生育能力才是真正的目的。”

劉一也向潮新聞記者闡述過類似觀點：“凍卵是讓我在未來有生育的機會，而機會就是希望。”

徐棗棗和律師進入法院　李沐子　攝

未婚女性“凍卵”之爭

“凍卵”之爭的起源，或許要從我國原衛生部2001年發布《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以及原衛生部《關于修訂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相關技術規范、基本標準和倫理原則的通知》中尋找。

上述兩份文件中明確道：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必須以醫療為目的，且明令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而凍卵技術作為輔助生殖技術范疇，自然將未婚女性排除在“凍卵”服務之外。

在地方，未婚女性被允許“凍卵”似乎也有跡可循。

2002年吉林省出臺地方性法規《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達到法定婚齡決定不再結婚并無子女的婦女，可以采取合法的醫學輔助生育技術手段生育一個子女。”

但據了解，這條地方性法規至今褒貶不一，更鮮有落實的案例。

2017年12月，原國家衛計委也曾對單身女性生育權的相關問題進行答復，回應稱“我國相關法律未否認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并注意到個別地區結合實際制定了有關規定。”

此后幾年里，關于未婚女性“凍卵”的討論也愈演愈烈。

公開資料顯示，近年來，有代表委員在全國兩會上提交關于“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權”的建議和提案，呼吁取消對未婚女性生育權所設置的限制，甚至建議賦予未婚女性實施輔助生育技術權利，或在特定條件下允許未婚女性保護生育能力。但也有代表委員反對。

2021年8月，湖南省衛健委在針對該省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相關提案答復時表示，“有條件的開放具備醫學指征的單身女性進行凍卵，具有一定的現實需求。你們建議先行凍卵，解凍卵子時需持合法生育證明，也不失為一種可行的解決方式。我委將向國家衛生健康委建議對《人類輔助生育技術規范》進行修訂，進一步完善卵子捐贈、卵子冷凍等相關法規。”

不管怎樣，似乎未婚女性“凍卵”的口子正在被慢慢撕開。

徐棗棗接受潮新聞記者專訪　潮新聞記者 李沐子 攝

出路在哪？

“凍卵”之爭，除了現實需求與政策之間的矛盾，醫療倫理，技術健康隱患等也一直在討論范疇里。

浙大醫學院邵逸夫醫院副院長、婦產科與生殖中心學科帶頭人張松英介紹，目前適用“凍卵”的人群主要包括身患疾病直接影響卵巢儲備功能、到達一定年紀后卵巢儲備功能明顯下降時，可以申請“凍卵”；另外，夫妻在特定情況下進行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助孕時，男方因緊張等意外情況未能順利取精的，也可以申請暫時“凍卵”。

“我認為‘凍卵’要根據年齡和卵巢儲備功能來進行考慮，如果卵巢儲備功能非常好，且年齡也只在30歲左右的，這種情況下我是不主張‘凍卵’的，‘凍卵’畢竟要做促排卵手術，要取卵，雖然創傷很小，但也是有創傷的。”張松英表示。

北京市兩高律師事務所醫療糾紛事務部執行主任翟曉靜認為，任何權利和義務都是相對的，無論是已婚婦女還是單身女士選擇卵子冷凍時，都要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同時要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范，比如不得買賣卵子、不得代孕等。

“試點適齡女性‘凍卵’項目的積極意義在于有利于保護女性生育權，提高國民素質；同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部分大齡未婚女性未來進入婚姻中的生育狀態，緩解她們對未來自身生育能力的擔憂，有利于她們全身心追求更高的學業和職業發展，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此外也有利于她們有時間和機會選擇更為合適的伴侶，真正滿足自身情感的需求，有益于未來家庭的穩固性及社會的和諧性。”但同時也強調，“鑒于我國國情及傳統道德觀念，未來不太可能全面放開‘凍卵’，可能會附條件地限制性地放開。”

“雖然35歲了，但我覺得自己依然沒有完全準備好去結婚或者生育，很幸運我之前去做了檢查，結果顯示我的卵巢、卵子都非常好，所以我希望二審能夠勝訴，進而讓醫院盡快為我完成凍卵。”庭審結束后，徐棗棗表示，無論怎樣，“凍卵”依然是自己想要去堅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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